出身名门望族，本是官宦子弟，却因父丧而家道没落

很多人也许都知道陶渊明辞官后的生活是穷困潦倒的，但不见得有多少人知道陶渊明其实是出生名门的官宦子弟。陶渊明家族在东晋时期绝对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其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功臣、名将，官至太尉、大司马，这可是掌管天下兵马的顶级官员了；其祖父和父亲都曾做过太守；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是东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名士。按现在的话说陶渊明就是典型的官四代，他本应该过着养尊处优、衣食无忧的生活才对，然而在他八岁的时候其父陶逸便过世了，家道也因此没落了。

迫于生计游宦出仕，终因不堪吏职而归隐

等到陶渊明二十岁之时，家境更是贫困不堪，迫于生计陶渊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在此后他先后担任过祭酒、参军、县令等职，但其间经历多次辞官和复出，直到义熙元年陶渊明从彭泽县令任上辞归才真正算是他归隐生涯的开始。虽然没有文献记载陶渊明游宦的具体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陶渊明能通过游宦而得仕绝对有依靠其家族的影响力。起初陶渊明是比较满意彭泽县令这个职位的，因为彭泽离他老家并不远而且是个比较安定之地，但是陶渊明到任后不久就因事得罪了州官何隆。何隆并非正派之人，有意指使督邮刘云为难陶渊明，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道出了那句著名的“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仕途的不如意加上陶渊明本身有向往自然之心，所以他于当日便决定辞官归隐，不违己心、不慕富贵的个性体现的淋漓尽致。

归隐之后种田为生，亲朋同情偶飨以酒

相关文献记载，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后归隐于庐山脚下直至生命的终点，陶渊明的许多田园诗文也就是在归隐期间完成的。和以往短暂的辞官回乡不同，陶渊明的这次归隐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此后他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和农民一起从事着各种农事活动。不过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这篇文章中农夫提醒他春天到了要开始耕种了来看陶渊明显然不是很熟悉农活。但不管怎么说，靠种田养家糊口绝对是陶渊明归隐后维持生计的一个途径。

其次，陶渊明是个好酒之人，归隐后的经济情况显然不足以满足他的饮酒需求，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陶渊明的亲朋们知道他的家况艰难也了解他嗜酒如命的作风，所以有时候会有意安排酒宴让陶渊明去喝酒。陶渊明对于亲朋的这类酒宴邀请从来都是不客气的，呼之即去，酩酊而归，在酒面前他才不管那么多面子问题，这也是他真性情的一个体现。

友人关怀，资以财物

旧时好友以及当地权贵也曾资助过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史料记载，在陶渊明辞归后至少有三个人前去看望过他，并且给予资助，这其中有陶渊明旧时的同僚好友颜延之和檀道济，也有慕名而来的江州刺史王宏。颜延之也是好酒之人，他是陶渊明任参军时期的挚友，两人感情颇为深厚。颜延之是在赴任途中路经陶渊明的归隐地特意前去看望他的，并且留下二万钱资助陶渊明的生活，而陶渊明却直接将这二万钱交给酒店老板方便日后买酒用，可见陶渊明确实是嗜酒如命之人。名将檀道济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部下，他也是陶渊明的旧时同僚，檀道济在江州刺史任上听说陶渊明卧病不起，食不果腹，于是带了酒和食物前去看望陶渊明。此时的陶渊明已是垂暮之人，檀道济看着陶渊明家中落寞的景象心中不禁酸楚，劝其出仕，但被陶渊明明确拒绝了。檀道济并没有因此迁怒于陶渊明，出于往日的感情加之对陶渊明现状的同情，檀道济此刻对陶渊明更多的应该是惺惺相惜之情，而且他很可能也给陶渊明留下一笔钱财作为资助。王宏则并非陶渊明的旧时同僚，他在拜访陶渊明之时也是江州刺史（东晋时期的江州在今江西境内，陶渊明归隐地属于江州辖区），和颜延之、檀道济不同的是王宏是慕名而来的，他想结交陶渊明这位名士。王宏和陶渊明之间至少留下了“量革履”和“白衣送酒”这两个典故，但我认为王宏对陶渊明的关照远不止如此，王宏身为一州的长官，又是仰慕陶渊明之人，他肯定会在陶渊明穷困潦倒之时给予资助的。